□余依明
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侨务办公室(简称“侨办”)，是政府的工作部门；归国华侨联合会(简称“侨联”)，系当时六大群众团体之一。两者统称为侨务部门。彼时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回来一般都由侨务部门负责接待，所以他们视侨务部门为“华侨之家”，称祖国为“母亲”。
县委县政府为适应改革开放之需，审时度势，于1984年5月始建县侨办。1985年我奉命接任县侨办副主任(后为主任)之职，并着手筹建县侨联；又在1986年5月29日召开的武义县首届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县侨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两侨”(侨办、侨联)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组织上确定我主持“两侨”工作。这样的机构设置，还得到时任省侨办来武检查指导工作时的肯定，认为既符合精简精神，也有利于整合侨务资源，比较符合县级侨务部门的实际。
侨务部门建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精神，做好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不公正对待人员和事件的拨乱反正工作，落实好侨务政策。比如，清理归侨侨眷中的公职人员干部人事档案中的不实之词，予以销毁；纠正了历史老案14件；对查抄的12户、46件物品予以清退，完璧归赵，被扣发的工资如数归还；落实了两名人员恢复公职、改办退休安置的工作以及归还汤恩伯胞弟的一座房产权，等等。为他们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为“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正了名。从此，侨胞、港澳同胞眷属扬眉吐气，纷纷写信告知海外亲人，温暖了海外侨胞的心，激起了他们心系祖国、造福桑梓的政治热情，一大批华侨、港澳同胞纷纷回家乡寻根问祖，报效祖国。有的前来洽谈投资办企业事宜，有的意向捐资办教育等公益事业，这当中侨务部门扮演着“红娘”角色，不遗余力牵线搭桥，穿针引线，或解疑释惑，排忧解难，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在华侨的带动下，一些外商科技人才蜂拥而至，在武义创办起了多家中外合资企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门。可以这么说，侨务部门为改革开放打开了第一扇窗户。
针对我县县小侨务资源匮乏的实际，县侨办坚持“大侨务”理念，以加大对外宣传为切入口，拓宽联络渠道，使海外侨胞得以深入了解武义。1992年7月，我县遭受三十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的消息通过《浙江侨声报》传至海外，香港嘉利国际贸易公司董事长程文灏得知信息后，十分不安，当即汇来5万港币以帮助灾民解决眼前困难。美国米苏里达州立穆赫大学教授周荣德、旅加华侨、加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昌真得知武义教育发展还比较困难后，累计资助4500美元用于我县促进教育基金会和设立教育奖学金。
我在接待港胞沈炳麟先生时了解到，他们在外赚钱也非易事，捐款人并非都是腰缠万贯的富翁，他们的捐款是平时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还有一次，县领导陪同沈先生用餐，多备了几个菜，餐后有些菜剩下，他就把我叫到身旁进行了“批评”，我只得“检讨”表示下不为例才算了之。沈先生这种高尚品德和奉献精神，深深地打动着我，后来，我写了《要珍惜捐款每一分钱》一文，被《人民日报·海外版》和《浙江侨声报》采用。
热情周到、诚信务实是对我们侨务工作者的基本要求。记得沈炳麟先生最初捐赠的是30件羊毛衫，或许是属试探性的，是给我县贫困山区两个敬老院的老人的。乍看之下似乎是件不起眼的事，然而我便把这件“小事”当成大事来做——我将一件件羊毛衫送到老人们手中，并逐一拍照，造具花名册连同工作汇报，一并送至沈先生设在上海的办事处。沈先生审阅后，连声称道武义侨务部门的同志会办事。更让我没想到的是，过了不久，他不顾年事已高，风尘仆仆来到我县捐资办学来啦，一口气就在武义捐资办了五所教学楼和一所卫生院。
在任二届期内，我与全办同志共同努力，先后接受沈炳麟、陈宜昌、闻儒根、王昌真(前三位系非武义籍)捐资兴建起县二职校，项店、白姆、邵宅、正新屋、瑶村、朱王、后汤、东皋、端村小学教学楼和陶宅卫生院，捐资额220余万元，建筑面积达9149平方米。这些捐助，为消除我县危房、改善贫困山区教学条件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也为助推武义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一座座教学楼，是一道道亮丽风景线，又像一座座丰碑，屹立在武义人民心中。这期间，县侨办被县政府评为集资办学先进单位，我本人也被省侨办、省侨联评为先进个人。
退休后，我便把握参与编写志书的机会，将海外侨胞、港澳同胞爱国爱乡的政治热情、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高尚事迹，编写进村志、纂入到县志党史之中，以流传后世、启迪后人。
时值伟大祖国69岁华诞，又迎来了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令世界瞩目。如今我们虽然已无年轻人的万丈光芒，但也有老年人的霞光余热，愿与同志们一道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挥自身特长，继续讲好华侨故事，为新时代贡献光与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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