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治平
一九七八年的那个夏天我心事重重。
那时候母亲是公社里的赤脚兽医。食堂里吃饭的时候公社里的叔叔们总跟我说，下半年要读书了，就要穿牛鼻子了。把鼻子像牛一样穿起来，疼不疼？
这是一场虚惊。那个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母亲带着穿一身海军蓝的我来到村口由祠堂改建的小学上学。平日在山坡放牛溪沟巷弄玩斗的小伙伴们现在在教室里聚首，虽说不用穿牛鼻子，但“小牛”们一时总适应不了学校里的规矩。
我记得云华乡中心小学教室的墙上贴着四个现代化的宣传画，老师指着画对我们说，等到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候，你们三十岁。那时老师教育孩子从小要有理想，长大了要当科学家，工程师，教师，医生(但没有老板)，在那简陋的祠堂里老师对我们的理想主义教育影响了我们的一生。我小时候生活的云溪村是一个有二千多人口的村庄，是当时云华公社的所在地。村里有一座大约六十年代用水泥浇筑的桥叫洋桥，洋桥一头毗邻公社，另一头是国营商店，人称“社店”，这是村里最繁华的地方，人们可以在这里买到生活必需品。当然像布等一些商品要凭票购买，时常会有一些商品奇货可居引来村民抢购。我仍记得抢购白糖棒冰的情形，当一只盛满棒冰的木箱被送进社店，立时牵动全村人的心，骚动的人群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进社店涌向柜台。有时柜台的玻璃都被挤碎了。能抢到棒冰的是幸运儿，他们一般身体强壮，通常手拿一只铁杯，因为很多时候他们抢到的是一滩棒冰纸包着的半融化的冰水。
那时的小孩盼过年，因为过年才有好东西吃，有新衣服穿，多数人家要切糖捣年糕磨豆腐，杀猪宰鹅。也有的人家要向亲戚邻舍借米过年。那时很多人都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普通人家平时难吃上肉，杀一只鸡吃那可是家里的一件大事。听父亲说困难时期村里人均每月可定额购买三两肉，我们做小孩时已经有所改善，但那一碗鸡肉和猪肉也是从大年三十摆到正月十五方才可以动筷，因为要待客。为了省米，很多人家常年吃番薯丝饭。同龄人中有至今绝口不吃番薯的，因为小时候吃怕了。后来包产到户了，家里分到了2亩多田，父亲在外地，母亲除了当兽医，还要种田，经常请帮工。一次家里双抢割稻，让我去叫村里一个单身帮工，不经意打开他家厨房桌上菜盖，只看到一盘菜——用油炒熟的盐。那时大人们布置小伙伴们经常干的家务是拔猪草、捡柴。捡柴就是到山坡上或大人们新垦的山地里捡柴根树枝。家里做饭都烧柴，好柴必须要到十几里外的深山里才能砍到。柴爿是要留在逢年过节办大事时用的。我经常看见家在十几里外的表姐老是挑了担柴过来孝敬奶奶。平常奶奶烧饭用的柴火是拿竹耙耙集的散落在山坡上的乌桕叶。
看社戏、放露天电影是村里的重要活动，每逢此时家家户户搬来家里的长条凳抢位置，有时抢不到好位置，我们就在银幕的背面看，虽然字幕是反的也不碍事，山村的热闹远比电影内容来的重要。我们喜欢看打仗的电影，地雷战地道战智取华山，讨厌哭哭啼啼的红楼梦。
后来父亲从北方铁矿调回县工商局工作。82年我转到县城念小学。那一年县城刚开始浇筑水泥路。城里的小孩一项重大的集体活动是在刚浇好的水泥路面上赢橡皮筋。当时城里的大街小巷可谓盛况空前。那时城里一个特色是好多墙上都甩着黑黑的煤饼。街头有很多摆摊看小人书的，看一本一分钱。工商局一间房置有一台17寸黑白电视机，每晚职工家属都挤在一起看电视。那时我想，城里人真幸福，天天可以看电影。
83年我进武义一中初中部就读，86年初中毕业时为了跳农门报考了中专师范。到金华师范入学时我发现学校没有校门，在门口位置只看见黑黑一大堆煤，当时我曾一度赖家里不肯去读，因为我预感到去读一个没有校门的学校，我远大的人生理想就无法实现了。多少年来农业户口一直是个让人纠结的标签。我师范毕业后不久，听说可以买居民户口了，好像起初是三万元一个(那时候这钱可以买城里的一幢房)，后来是一万五，再往后价钱逐步下跌。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居民户口不值钱了，农业户口则用钱也买不到了。这一变化的背后是城乡二元结构的深刻变化。
89年我师范学校毕业教书的时候，我的初中同窗好友大多去读大学了，那时我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毕业后我像大多数中专生一样，参加全国高教自考拿文凭，挑灯夜读是一种生活常态，拿了法律和新闻两个专业的大学文凭。(有好多人比我拿得要多。)后来我又通过考试换工作。那时教师队伍到其它行业限制很紧，考试的机会很少。97年以后我先后经历了5次考试，其中三次考中成功换了三个工作。如今每年有公务员、事业等各类招考且少限制，现在的年轻人有了更多选择发展的机会。
个人的命运从来都是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我小时生活的云溪村，有位退伍回村一表人才的青年，总是穿一身绿军装，在村里务农感到没有出路回部队要求安排工作未果，据说试图跳湖自杀后被遣送回村，此后少见他穿军装一蹶不振。那时村里的年轻人对未来大概只有一种选择——种地谋生。今天如果你到云溪村，平常看不到多少年轻人，他们多在外面闯荡江湖。小时一起玩斗的小伙伴，有的曾在街头拉黄包车，有在街角卖水果的，有在工地里打工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现在他们有的在上海在昆山开着上千平方年收入逾百万千万的超市，有的去开发房地产了，还有的成了作家。当然也有的在打工。我们的社会在不断的完善和进步，我孩提时的小伙伴们大多在社会分工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这背后是国家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转眼之间，人生快半百，回望来路心生感慨。我觉得人生时间是加速度的，越来越快，越近的越模糊，而童年的岁月却漫长而清晰。我们这一代人刚刚开始懂事的时候，改革开放开始了。改革开放让国家融入了世界发展的步伐，让人民告别了那个物质极端匮乏的时代。的确，这40年是一段取得“史诗般进步”的历程，7.4亿农村人口摆脱贫困，实在是“人类发展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例子”。今天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已经不愁吃不愁穿了，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人们的思想观念、生产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家庭电话大哥大bb机到智能手机，从手推车自行车摩托车到家庭轿车，接下去是不是出现像小灵通科幻童话里的家庭飞行器？互联网的世界在不断颠覆我们传统的观念和生活，这眼花缭乱的变化让人应接不暇。在大数据时代，按照《未来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的说法，人类面临着新的算法考验。
如同演化心理学家关于人类的大脑和心灵都还是以狩猎和采集的生活方式在思维的说法，四十年前的物质的困苦，它还有一个名字叫乡愁。那是生命意义的参照，那是社会进步的基点和源头。在世界不断更替的新算法中，不断扩大改革开放让国家不会落伍，让人民在回忆曾经的物质苦难中能保持前进的定力。这条苏醒的东方巨龙，将用曾经的苦难照亮更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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