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魏玲
这个10年的时间足以改变一切、消弭一切的年代，徐浪却在赛车世界里持久地被怀念着。每个人都有理由怀念着徐浪，兄弟之情、男女之爱、患难之交或者一面之缘。最后，这个故事里的每个人——如今多半是体面的、成功的、富有的——每个人都以一种令人意外的伤感讲到了“那时”，那个有徐浪存在的时代消逝了，每个人都会提到，他好似手握开关，那个相信更瑰丽的事情必将发生的年代竟然随他消失无踪。
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关，驶向武义灵堂，每一个高速路口，别着黑纱的汽车不断地汇入进来，形成一条长达几公里移动的送别车龙。武义和附近县城的酒店全部住满，鲜花全部卖空。登记簿满了又换，再满再换，致哀的签名将近五千个。这个国家几乎所有的车手和赛车从业者都来了。人们骤然发现，去世的不仅仅是一位顶尖车手，还是一个每个人内心中都想成为的那种不落窠臼、从心所欲的家伙，而且要时过境迁之后，才会发现这个赛车手竟好似疾速奔腾时代的象征。
武义、上海、北京、长春、广州、曼谷、昆明、六盘水、贵阳、里斯本、达喀尔拉力赛营地……俄罗斯乌拉尔山区从马拉科夫到奥斯克第73.28公里处。
2000—2008。
我们这一代第一次面对车手去世。
马拉科夫到奥斯克第73.28公里处，2008年6月16日——滂沱大雨从凌晨就开始下了，能见度不足几十米，赛车手们依旧全速开车，弹跳着飞越曾经折断过巴什噶尔人马车车轴的水坑，溅起巨大的水花。5天来，连绵的阴雨笼罩着乌拉尔山区，赛段上拍起照片美得像天堂，驾驶体验却如在地狱。每个弯道都暗藏危机，一个抢速动作就可能造成坠崖。“穿越东方拉力赛”俄罗斯境内的比赛到了最后一天，从马拉科夫出发，终点设在波哥泽，全长630公里，特殊赛段295公里。赛车手、徐浪的重要对手之一周勇记得，不时有赛车陷在泥沼里，徒然在十年不遇的大雨中咆哮着席卷起泥汤。
徐浪成绩出色，有时堪称熠熠生辉。他在前一赛段超过了多位国外车手，拿到赛段第五名，创造了中国车手在国际越野拉力赛中的纪录。但周勇注意到他的状态没有恢复到好，心态上也显得更急切。早在6天前在圣彼得堡，周勇就有类似的感觉。8年后，他回忆说，那几个昼夜徐浪其实是害怕的，“至少有五到六个(不好的)预兆”。徐浪说他做了噩梦，梦到在无边的沙漠中比赛——奇怪的是，在无边的沙漠中比赛本是他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半年前的达喀尔拉力赛被迫取消，令徐浪深受打击。
即使这样徐浪也没失去感受快乐的能力。在圣彼得堡，白色的轮船停在岸边，挂着巨大的外轮船旗，徐浪光看河水和轮船就看了很久。他印象深刻，“城市中有港口，离芬兰很近，城里有四十几条河。”他吃了一顿正宗的俄国菜，请了一位留学生为他讲解城市的历史，得出结论说“很有文化气息”。
那以后的故事，不同的人在回忆时揪出了不同的坏消息线头。可以确认的是，在经历了耀眼的、不无赌性的8年职业赛车生涯之后，徐浪正在被一大团麻烦包围。许多人会提到他正驾驶着的这台价值800万的239号全钢管赛车。为开上这台车，他刚刚离开了加盟四年的红河车队，转投其直接竞争对手——说敌对车队也不过分。辩护的声音说，几乎所有伟大车手都曾为了更具竞争力而改变车队。可另一个声音也是事实：四年前他接连翻车退赛、无处可去时，正是红河车队老板麻俊昆看好他，塑造了他，为他一掷千金，而现在这位前辈的职业生涯正在岌岌可危之际。
一件坏事撞向另一件坏事，徐浪已经欠债370万。他是企图心旺盛的车手，即意味着是花钱的天才，何况赛场之外他也决不俭省——还记得那句朋友们讲的笑话吗？“全昆明背LV的都是徐浪的女朋友”。花费越来越惊人，有一百多万仅用了十天就消失在一场澳大利亚比赛中。8年来，二姐夫陈伟达一直帮徐浪打理一份油罐车运输生意并四处筹钱，他回忆他在机场见到两手空空的徐浪时瞠目结舌，你买的车至少还有吧？他问。要带回来关税比车还贵，就留在那儿了。徐浪答。
命运已经在警告他：危险在前一天预演过，泥沼困住赛车，徐浪下车帮别人救车，拖车绳断掉了，险些打到他的头。他何止没有在意，相反在脱困后开出了个人赛段最快成绩。徐浪的一生，恰如无名车队的队友石春雷所说，“一直往上走，一直往上走”，直到戛然而止，“他没有跌落的时候”。
命运应该是在说，“我施惠已多，给了你运动家的天赋、旺盛的精力、不懈的热情、富有感染力的幽默感、每个人的喜爱和嫉妒，没有比你更幸运的了，现在你快32岁了，是时候停止冒险了”。
漫长的雨战持续了整个上午。许多次徐浪踩了刹车，却能飞跃弯道。他成熟了。以往他风格激进，而现在能一直保持在赛道上。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以往，就是他更想赢了。前一天他问周勇，那个菜鸟车手的车是不是违规改装了。一位首次参赛的新车手跑出了跟他接近的单个赛段时间。第三赛段早上八点发车前，他跟排在身后的华庆先——红河车队的前队友，现在属于“敌人”了——说，我如果陷车，你一定要拉我啊。
中午时分，华庆先经过了一片大雨临时造成的沼泽区，好几台车困在泥中。车身溅满泥浆，他看不到车号，只看见“一辆车在前面拖一台赛车，没有拖动，放弃了”。他小心绕过这片区域，继续行驶。
华庆先后来才意识到，徐浪可能眼看着他从身旁开过了。随后红河车队的另一位车手卢宁军也绕过了陷车区。麻俊昆复盘时认为，先后被红河两台车超过让徐浪心态发生了变化，“他又背叛了我，然后再被我的人干掉”。徐浪着急地从车里下来帮忙推他的新队友——帕拉丁队请的一位安哥拉籍外援车手——陷在泥中的赛车，那台车挡住了他的路。他两只脚站在一滩水里，又一次摘掉了头盔。
前一天的情形一模一样地重现了，但这次他被重物击中。
接到华庆先电话时麻俊昆很紧张，比赛中间电话响起，往往意味着车手撞车退赛了。华庆先说，是徐浪出事了。“他在那里拖车，给拖车那个钢绳打到。”“可能没的救了。”十多分钟后，麻俊昆的电话又一次响起，是律师从北京打来的。此前一段时间，麻俊昆的集团律师着手起诉徐浪4次违约，并奉麻俊昆指示封掉徐浪在昆明正在装修的别墅和那套26层的公寓。律师说，中汽联的手续已经办妥，可以准备起诉。麻俊昆制止律师，令其马上回中汽联撤销全部手续，“这个官司不打了”。
大部分人对那场事故的了解来自新闻报道。中央电视台说，“当地时间2008年6月17日，赛程进入欧亚交接的乌拉尔山区，在73.28公里处，徐浪走出赛车，脱下头盔，来到最前面被困在淤泥里的赛车前协助拉车。实施救援的吊车的拖钩绳断裂，强力击中徐浪左眉骨上方的头部。组委会医疗队给出的现场结论是：颅骨正面顶部开放性破裂、脑组织缺损。徐浪随后立即被直升机送往奥伦堡州州立医院进行抢救。17日下午俄罗斯时间2时28分，噩耗传来，徐浪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去世。”
但是8年之后，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咖啡馆里，周勇说，现场没有吊车，挂着拖车绳的是他的赛车，“是我车上的一块板(掉下来击中了徐浪)”，“我一直这样认为：是我杀死了徐浪”。
直升机带走了徐浪。好在医院里的酷刑他一样也没经历。6月17日早上7点，第二次随队的翻译刘囡——众多因徐浪改变生活轨迹的人之一——被允许走进病房时，他的身体还是温的。“很快就凉掉了。”
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关，驶向武义灵堂，每一个高速路口，别着黑纱的汽车不断地汇入进来，形成一条长达几公里移动的送别车龙。武义和附近县城的酒店全部住满，鲜花全部卖空。登记簿满了又换，再满再换，致哀的签名将近五千个。这个国家几乎所有的车手和赛车从业者都来了。人们骤然发现，去世的不仅仅是一位顶尖车手，还是一个每个人内心中都想成为的那种不落窠臼、从心所欲的家伙，而且要时过境迁之后，才会发现这个赛车手竟好似疾速奔腾时代的象征。
2008年7月3日，浙江武义县殡仪馆，来自全国各地的上千名车友车迷及当地群众自发为“飞车王”徐浪送行。
“我们这一代这是第一次面对赛车手去世。”上海大众333车队的李华英说。
石春雷回忆，你如果是一个男人，见到徐浪追悼会的场面——那场面让他想起中学课本上的《十里长街送总理》，“但他又不是什么政治人物，是我们身边的一个人”——这么说可能很奇怪，石春雷说，但那是每个男人都会梦想的那种追悼会。男人们前来怀念赛道上的对手，美丽的女人们前来怀念某个时刻的爱人。她们大部分人彼此是第一次见面，却安静和谐地专注哭泣。
韩寒肿着眼睛上台念了悼词。“我想他可以在另外一个世界和麦克雷、伯恩斯一决高下，那里应该有着同样快的赛车，而且永远没有故障……中国赛车的传奇人物，我最好的朋友，我向你致以真正的最高的敬意。”“一个人哭，点燃了，就全部都在哭。”石春雷说。几个人埋怨自己没有跟徐浪合过影，另一个人马上说我也是。徐浪是离死亡最远的那种人，让人压根想不起告别这回事。在人们眼里他的形象是稳定而一致的：他每一次都能卷土重来。他就是活力和卷土重来这种词的人类代言。
妻子寸寸带着五个月的身孕站在灵堂一侧，表情茫然，好像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故前一天晚上他们刚刚通过电话，徐浪说“状态还蛮好”，寸寸让他“下雨注意安全”，家事不必担心。她说，他们会有一屋子小孩的，还有一屋子猫猫狗狗，“全都跑来跑去”。这名前击剑运动员从没想过在任何情况下让丈夫停止开赛车，从小击剑教练就教给她，“能争一定要争，过了这个山就没那个头”。至今她仍住在武义。葬礼上她也第一次见到那些哭泣的女孩们。“她们哭哭一下，我要哭一辈子，”寸寸没有表情地说，“我怎么哭得过来？”
看到遗体时她感到有一点儿放心了，因为重击发生在头部，那张脸变形严重。“这不是徐浪”，她宣布。随后她开始怀疑这是徐浪精心策划的事件，“可能他不愿意回来就办了这个假象”， “怎么样都行，跟任何人在一起都可以，只要他活着就行。”寸寸说。
徐浪的妈妈被噩耗击中，卧床不起。她是那种不参与男人谈话，只看着你的眼睛咧开嘴笑，让你也会跟着开心地笑的女人。以往总是徐浪买酒给她喝，现在她哭嚎着说我儿子没了，以后我没有酒喝了。尽管深受痛失爱子的折磨，惊人的活力与豪情却仍未离开经营氟矿起家的徐家，她的丈夫徐淑华，一位上一代版本的徐浪，一次性买下了“武义大曲”酒厂的全部库存，八百箱整，拉回家里，“你这辈子酒有的喝了”，他说。
在这个10年的时间足以改变一切、消弭一切的年代，徐浪却在赛车世界里持久地被怀念着。每个人都有理由怀念着徐浪，兄弟之情、男女之爱、患难之交或者一面之缘。最后，这个故事里的每个人——如今多半是体面的、成功的、富有的——每个人都以一种令人意外的伤感讲到了“那时”，那个有徐浪存在的时代消逝了，每个人都会提到，他好似手握开关，那个相信更瑰丽的事情必将发生的年代竟然随他消失无踪。
“那时”，幻梦、野心和活力还在攥紧人心，世界仿佛草创，连赛道上飞溅的碎石都簇新闪亮。
2000年6月，徐浪在福州第一次代表浙江个人车手参加国家杯比赛，人们注意到他主要因为他当时戴了一个摩托车头盔而非赛车头盔，开着一辆配得上那头盔的红色捷达，除了噪音巨大和加装了防滚架外，和马路上的出租车没什么差别。每次开回维修站，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头埋进捷达的后备厢翻找工具——经常找不着，接着他和好朋友、专职大巴司机、兼职赛车维修师王文朝就得像两只工蚁那样，在厂商队成排的帐篷间厚着脸皮往返穿梭，直到捷达边聚集起小小的一堆借来的扳手、轮胎……使车子再次发动。18年过去了，天地已老，上海大众333车队的经理朱玮仍然记得徐浪在半年后提起这台赛车的神气，“他说车漆不是随随便便的红色，叫‘冈比亚红’”。总之在那一年，也许在中国拉力赛的历史上，徐浪都是唯一一个带着所有修车工具在赛道上飞驰的车手，而且看上去总是很高兴。
在场边汽车记者们的赌注里，本该由任志国、王睿、黎军一他们穿过潮湿的赛道，绕过车祸残骸，在惊叹声中驶向终点——无论是谁，反正不该是徐浪。所谓“个人车手”，差不多就意味着他是个误打误撞参加过一两次赛车比赛的浪费钱的家伙——徐淑华想必对此心领神会。徐浪曾经坐过十多个小时硬座火车到珠海，就为了等在比赛发车线旁打开手机免提，寄望于这轰鸣声像搅动他的心脏那样，引起父亲的激情，然后给他一笔够买赛车的钱(寄望失败后，他偷偷抵押了父母的房子向银行贷款25万才得以买下“冈比亚红”)。再以前，徐浪也堪称“和车一起长大的”，伙伴却是拖拉机、在他们家乡叫“小毛驴”的那种轻量级摩托车(靠把脸贴在电视上看港片他自学会了在行驶中抬起前轮和膝盖擦向地面过弯)、翻斗货车，还有一辆他开着撞飞了别人车门的警车。可那次冈比亚红连续开过了SS1、SS2、SS3，在一个赛段上短暂地失去了一个轮子，在另一个赛段上绕过了任志国和王睿的车祸现场，一直开过终点线，开上收车台，喷起了香槟。
“一匹来自浙江的黑马”，央视五套的新闻中说。“一个走狗屎运的家伙”，一位厂商队管理者回忆他当时对徐浪和拉力赛(当年谁不是更推崇极速而帅气的场地赛呢)的双重不屑，“拉力赛，谁都可能喷上一回香槟，就是这么一回事。”
可是徐浪继夏天拿下CRC(中国拉力锦标赛)福州站N2组第二名后，秋天又拿到了APRC(亚太拉力锦标赛)韶关站N2组第三名。等到冬天回到浙江武义的家时，他的摩托车头盔已经不知去向，他戴着香港著名车手、演员成奎安头上那顶很贵的赛车头盔，穿着一双台湾歌手兼车手林志颖送的白色赛鞋。回到家他立刻把鞋刷干净，鞋带系上一个结，好穿过铁丝吊挂在天花板的中央——一般人挂吊灯的位置。然而直到次年春天，他加入他人生中第一个厂商队，居然有资格参加上海大众333车队(当时还叫“上海大众世纪新秀车队”)成立后的第一次集训，他才确认自己真的当上了“赛车手”。仅过了半年，CRC第四站暨APRC中国站，在韶关，又是徐浪——仍是一个如此缺乏经验的年轻人，因为“脸比较肥”和“活泼过度”而被333车队里几个上海体院三年级的实习生以为他比实际年龄更小——驾驶着1600cc POLO GTI赛车，以领先自己师父任志国4分半钟的巨大优势夺魁。(下转第6版) (上接第5版)“这孩子一条大阳线往上拉啊。”15年前的快乐依旧辉映在朱玮的脸上，“哎哟，这段时间可真他妈高兴。”
集训时，333车队包下了佘山脚下的整座森林宾馆，理由显而易见——酒店几乎建在了一个月后开赛的2001年CRC第一站比赛的赛道里。提前勘路无论那时还是现在都是违规的，但333的人好像全都相信，和违反体育道德的犯规相比，住进赛道里勤加练习非但不值得羞耻，反而体现了这支新生厂队的冠军之心——还要再等上半年，中国才会加入WTO，规则意识尚未深入人心。
老板夏青一开始就告诉徐浪，他在333的工作是没有薪水的。徐浪对此没有任何不满。现在有一台改装得很好的桑塔纳赛车专门属于他了。夏青告诉他，他在车队的角色是车手“老中青”梯队里的“青”，“青”只管往前冲就好了。徐浪幸福地接受了这个设定，向车队派给他的领航员葛钧宣布他们拿到了开得超级快的许可证，“反正老板说车队成绩有王睿兜着呢”。
葛钧就从小在卡丁车场长大，靠长三角开发浪潮中起家的地产商爸爸赞助，以每年七八十万的烧钱速度参加过许多比赛。在他眼里，徐浪是一个“浙江农村来的、有点肥、很客气的年轻人”，换句话说，一个“没有可讲的人”。“一个人突然之间能获得这样一个机会，他面对所有的，王睿、黎军一、领航员刘阳和王超——这是中国老话讲，很小的时候家里面花了很多很多钱送他们在珠海跑比赛——我们都一起跑过卡丁车。他没有可讲的。没有任何的背景，完全、严格意义上就一张白纸……他唯一有的就是他很年轻。”
那些日子葛钧天天晚上带着他们进城，有时去喝酒，有时去高架上飙车，有时既喝酒又飙车。起初他还需要克制场地车手对拉力车手由来已久的歧视(“觉得这帮都是农民”)，很快那些年轻的梦一样的日子就让他表现出真诚的热情，“夜夜笙歌，今天我买单，花四五千、三四千说买一个单，开个发票，拿去我爸公司报销”。
对徐浪来说，333是完美的车队。一支强大的厂商队，未来大奖赛的奖牌收集者，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来配合车手的天赋。每天从森林宾馆走到停车场，发动引擎驶入赛道，你能看到这个国家最勇敢的人们在赛车，然后发现自己竟然是以队友身份跟他们并驾齐驱，随便一次谈话的内容都像是“如果这三个弯过得好你能领先10秒，之后3公里都不用松油门踩刹车”……如果这些都不能让你兴奋，你简直不能算活人。徐浪目不暇接，渴望吸收一切，加入333像按了一个开关，把他身上本来就有的东西找出来还给了他。作为队里最肥(180斤)的车手，他在从这一年开始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持续地、肉眼可见地变瘦。他的第一身赛服是54号的，后来他穿52号，甚至50号。后期认识徐浪的人提起他时再没人说他是个小胖子了。
只有一个问题：王睿。
你的队友是你要对抗的第一个人，因为他是唯一一个跟你开一样车的人。对于野心勃勃的徐浪来说尤其如此。其后，在整个赛车生涯中，对于众多赛车手来说，徐浪都是那个最心无芥蒂的朋友，又是那个最绞尽脑汁的敌人，直到天不假年，终止了他的好胜心的那一刻。
王文朝说，桑塔纳时期，徐浪一直“哈”着王睿，让他印象深刻。在武义他们一起度过少年时代，可没见过徐浪“哈”过谁。少年时代，徐浪是那种在街上打抱不平或与人决斗，打完就拍拍灰尘回家，换父亲徐淑华默默开车出门、琢磨着儿子提供的线索一通搜寻，直到找到路边倒霉的那一个，或送医或赔钱的孩子。一九九零年代的某一年，从春日到冬天，徐浪就花掉了徐淑华五万块打架费。那是修复一条骨折胳膊医药费不会超过两千块的年代。经济飞涨，矿山上灯火通明日夜不休，徐淑华不会把五万块视为了不起的数目，内心深处他对儿子的放浪形骸也态度微妙，每个开车擦屁股的路上他既恐惧儿子哪天失手真的把谁打死，又为徐浪每一次都能打得赢而骄傲——徐淑华说：“我那个感觉哦那个就是……嗯，这是我的鹅(儿)子。”所以当王文朝看到每天早上车队跑步训练，徐浪都在人群里穿穿拐拐换到王睿旁边堆上笑脸，他都觉得像电视剧一样好看，猜测到哪一集徐浪能如愿以偿，坐坐王睿的车呢。
王睿在车队资格最老，成绩最快，无论在车队序列还是他自己的脑中他都是头号车手，是车队的领袖。但徐浪的性格使他不能接受前面有人挡着(不过，能开得快的人不都这样吗？)，朱玮能感觉到。王睿的赛车是整车运到德国改的，徐浪的不是，给徐浪的是香港人改装的那台。“他本性里是有一点那种需要被宠着的小孩，”车队工作人员李华英说，“为什么我不是拿到最好的呢？”
徐浪能对车的平衡变化作出直觉反应(经常是正确的)，但他没法讲出来。每天朱玮问起，王睿会提到避震器再稍微调一格的话，车的软硬度会如何变化，徐浪则说“妈的开着超快”。王睿的维修工程师罗伯特，一个胖胖的、脾气很大的德国人，调避震器，边调边拿手挡着。徐浪就歪着头透过罗伯特的手指缝隙看。啊，要一格一格调，从最左边开始，逆时针往右旋，“咯哒”，上一次他调了六下，王睿说太硬，这一次退了一格。徐浪拿一个小本子记下来。他总是拉着翻译在罗伯特身边蹲着。那段日子他学到了很多。
上海——2001年4月，CRC第一站。距离比赛还有24小时，成排的厂商队帐篷在佘山脚下搭建完毕。试车环节，起步，二挡，三挡，四挡，过弯，葛钧明显感到车的速度变快了——这一点在他看码表前就得到了验证：出第三个弯时后轮打滑甩了出去。徐浪反打方向盘，全力踩刹车，也没能阻止一棵树径直向他们冲来、伴随一声巨响震颤着停在车窗前方。确认彼此没有受伤后，两人下车检查，树重伤不治，桑塔纳的平头则变成了深V字。他们的比赛到此为止了。徐浪在车队经理朱玮赶来前躲了起来。由于徐浪天性爱交朋友又不吝自曝其短，到了下午，各厂队都听说了333新秀撞车的故事。
那台桑塔纳被连夜拖到最近的上海大众4S店，以拆掉一台全新(没撕保护膜)的橱窗展示车和五六个工程师穷其所能通宵工作的代价复活。第二天一早排队从东方明珠发车前，徐浪和葛钧又奇迹般地坐回了车里。徐浪提前两小时就穿好赛服、戴上头盔、绑紧安全带，踌躇满志，过于激动而显得表情严肃，下车撒了两次尿(找厕所路上遇到的朱玮嘱咐他如果“五四三二一”时还想尿就尿到裤子上)，看上去好像要开的不是车而是飞机一样。
“那个时候还有裁判说五、四、三、二、一——不像现在都是电子的——三、二、一、‘咵’，走——左5——200米——还是一个左5——控制一下节奏，”葛钧说，“我记得很清楚，我跟他说‘控制一下节奏’——‘咣’。”
这一次他们冲出赛道，飞跃了马路牙子——这次径直向他们冲来的是一堵墙——反打方向盘、全力踩刹车、矫枉过正、拍到墙上又弹射回来，以一只轮胎卡进排水沟终结了这组动作。比赛开始才30秒钟。各厂队又纷纷听说了333新秀再一次撞车的故事。
葛钧头晕目眩，恍惚中听见徐浪说“你坐那坐着不用下去”，他至今不知道徐浪是怎么以一人之力连车带车上的葛钧一起“抬”出排水沟、重新挪回赛道的。但奇迹不会发生两次。半轴断裂，转向系统也报废了。中汽联拉力赛官员陈学众因为这场比赛记住了徐浪的名字，他在赛后例行检查赛道时看到围墙被撞的大洞，下来问，“这条几十米长的刹车印是谁的？”
朱玮说，他从没见过谁有这么沮丧，当他找到以为被车队开除正在打包行李的徐浪时；他也没见过谁有这么开心，当他直视着徐浪的肥脸说：你可以准备昆明站比赛了。
快得像这车是偷来的一样。
徐浪和葛钧意识到自己必须加油了。开得好的时候，葛钧叫徐浪“浪浪”，徐浪叫他“葛秘”。开得不好的时候，他们就直呼对方的名字。车手和领航是一对一的奇特亲密关系，“五四三二一，哐，关上车门，只有你们两个人”，葛钧说，就像家里的事只有家门里面的人知道。为了培养默契，朱玮要求他们在车队同住一个房间。葛钧热爱秩序，徐浪则是秩序的反面，很快事情就发展到葛钧每天早起一小时，为徐浪准备好面罩、手套、比赛路书(甚至早饭)，然后叫醒徐浪的地步。这是“葛秘”名字的来由。对葛钧来说，重要的是有秩序，秩序怎么来的没大所谓。
F1车手卡罗尔·史密斯说，“胜利通常是以牺牲娱乐时间作为代价的，不过对于赛车，不管你从哪个角度看，都会觉得像是在玩儿。”对徐浪这类本能型车手来说的确如此，APRC的赛段很长，每次朱玮的脸贴上车玻璃，口型说着“阿浪，控制好，控制好啊”时，说明比赛就要发车了，那时徐浪会在脑子里温习赛道。车手兴奋起来的时候，确实可以跑得很快，葛钧要干的事儿是提醒他，某一个弯的速度和漂亮动作没那么重要，“这是长长的比赛”。他手握着时间卡和路书(相当于赛车比赛的游乐场门票和游戏说明书)，如果徐浪失去控制，他先停止报路书，仍然无效，他会高高举起时间卡直至车窗边缘，大声告诉徐浪，“我要扔出去了！”
“必须吓唬他，尽量把氛围调得很轻松但又要让他知道：不要乱来。”葛钧说。他享受把摸到方向盘就动物性爆发的徐浪像调校一台赛车那样调校回秩序模式，这经常很难，然而就像徐浪喜欢疯狂前进一样，他喜欢难。
那个时代路书的左5意味着左转直角，左7左8则是回头弯，徐浪心理容易波动，葛钧必须在报路书时预留出波动的幅度。譬如面对直角弯徐浪常重视过度以致减速太猛，葛钧会偷偷报成左4，以便更快速度通过。“我知道他没有问题，徐浪不需要减到那么猛。偶尔他也会发现，问我，我说不要管了，看下一个。”
葛钧几乎从不会说“慢”字。这个字在徐浪的贬义词系统里排名第一，在赛道上非常忌讳，他听见就准备爆炸。有时弯角超速，滑大了一些，葛钧会很严肃，“我会说，‘阿！浪！’斩钉截铁地。‘再这样开下去完不成比赛。’”批评多了，他会注意在某个有信心的三挡弯前鼓励徐浪用四挡过，“拼一下”，好收回一点儿前面损失掉的徐浪的友情。
酷爱以武侠世界观指导生活的朱玮常常在开会时赞叹，在我们333，那是智葛钧，猛徐浪。
“真的很好状态的时候，我给他的每一个信息，他几乎都能做到。”葛钧说，“我给到信息，他有提前量，正好完成，然后就下一个信息点，又到那个点，又一个点，又一个点。”
昆明——2001年5月,CRC第二站。徐浪的时间正在到来。到第一天晚上比赛结束时——拉力赛首日发车顺序根据上站积分，第二天起则根据前一日成绩——徐浪已经从队伍末尾换到了前排，到第二天晚上又往前了一点点，第三天晚上他跟葛钧就跳上了领奖台。333车队包揽了N2组的一二三名，徐浪和葛钧拿到了第三名，徐浪成了全场最开心的人，开心到不舍得把光荣的夜晚用来睡觉，强迫经过三天比赛筋疲力竭的葛钧跟他一起彻夜睁着眼好充分品尝胜利的滋味。
在车手的赛车生命中，第一年是决定性的一年。徐浪非常兴奋，也感到同等强烈的紧张。在赛场上见识到徐浪的进步前，王睿也已经感到这个新人带来的压力，不过不是速度上，而是意愿上的。
人人都注意到了徐浪对王睿，和只要王睿一离开就对王睿工程师团队的狂热行为。长春赛前，他提出一个替车队节省机票开支的“创造性方案”：由他开车载外国工程师们从上海去赛场——这样路上他就有长长的时间问问题了——那是一辆未经改装的桑塔纳2000，他一口气开了15个小时，2000公里，平均时速133.33公里，包括高速公路、一部分国道、省道和堵车路段。“老外吓得啊啊啊啊，几次感觉快塞到人家卡车屁股后面了，”李华英说，“他恨不得拿根棍子戳到那个油门上面，反正油门也不松，一只脚踩在那儿累，拿根棍子戳那儿。”
长春——2001年9月，CRC第三站。葛钧很高兴徐浪庆祝拿到亚军的方式不再是拉着他不睡觉了，改成了去敲王睿的房门，告诉王睿他准备在下场比赛干掉他。他的状态几乎是瞬间切换的。三天前前五对他来说好像都是天方夜谭，现在他的思路就变成我应该拿冠军。朱玮记得徐浪在维修区溜溜达达，大脸凑过来说话的样子，哎王睿，我要干掉你呀，嗨黎叔我要干掉你。王睿则阴阳怪气地回答，你干你干。
如果两人的驾驶风格看上去还不至于截然相反的话，那是因为徐浪囿于能力和车况无法完美实现他脑子里的驾驶方式。像在游戏机上玩《科林·麦克雷拉力赛》和《理查德·伯恩斯拉力赛》时那样准确反映驾驶意图的表现，现实中他只能做到一鳞半爪。而当他逐渐掌握避震器、刹车助力等赛车性能调校技术后，他的意图能够实现得更多了。王睿的避震器偏低，有利于直道速度，徐浪独立调校后把避震调高，减少过弯磕底，后刹车比例调轻，稍微拉一点手刹就能滑出去。他还直接取消了刹车助力，这使他在长距离比赛中不得不花掉更多体力用于踩刹车，好处是简单粗暴(“踩下去不是1就是2，没有1.5”)。“基本上王睿的各种设定都比较中庸，偏保守，因为他本人足够快，他只需要车不出错。徐浪就很激进，他得让车帮着他。”当时333的后勤实习生、现在上海天马赛车场经理王笑说。他记得徐浪的避震器总是硬得让别人无法开他的车，但硬度上升意味着增加翻车危险。王文朝记得有一次临赛前徐浪去问维修主管王睿调了多少，对方答7，他跟工程师说，“给我调到比他多两格”。
韶关——2001年10月，CRC第四站暨APRC中国站。车手们从各地赶来，像一群候鸟，参加这场2001年度最后、最重要的比赛。比赛共计17个特殊赛段，全程974.31公里，特殊赛段256.13公里，车队冠军决战将在333车队(190分)和红河车队(172分)中展开。2008年《汽车导报》做CRC当年年度总结时莫名用了大量篇幅回忆这场7年前的比赛，认为这样的比赛才配得上称为“CRC史上最精彩的分站之一”，“该赛几乎集合了当时最好的拉力元素”：满布石块极不平整的高挑战性赛道、竞争白热化的水平接近的车手、紧凑的亚太赛赛程和“活力啤酒”赞助下浓厚的商业气氛……“一切都叫人无比怀念”。
和车手们一起到达韶关的还有印有333字样的集装卡车：空运自德国的三台新款原装1600cc POLO GTI双门赛车。坐进驾驶舱、发动赛车的瞬间徐浪就知道这比他开过的哪一辆车都更是他的车，好像这台车也在等他，无需磨合，天作之合。
“车队冠军：上海大众世纪新秀333车队。”
“N2组冠军：徐浪。”
“飞车王：徐浪。”
就像无数传奇故事一样，胜利之际也就是兄弟决裂的时刻，韶关站的奖杯也离间了“智葛钧”与“猛徐浪”。
比赛结束后，葛钧帮徐浪把赛车开回车检区，错车时，有人问他20万冠军奖金如何分配，葛钧开心地回答，我们两个早说好的，一人一半——两人的约定的确如此。停好车回酒店的路上，更多过问奖金的人像游戏里凭空冒出的障碍物般一个接一个迎上来，并且做出评论，“车手应该多拿一点”，人们说，“按惯例”。其中包括因为上海站数十米刹车印认识徐浪的中汽联官员陈学众。
葛钧终于醒悟到这些人都是徐浪私下请来的说客。“不要跟我谈什么惯例。妈的说句不好听的，在上海你们这帮人来，我(请客)花掉的钱都不止这个奖金。”
穿过被发射出的每一层说客，在房间里，葛钧见到了信号源头徐浪。“他承认是说好了的事情，他心里很清楚——那之后就一直有一个不开心的因子在里面。就因为一个这么小的、没意义的插曲……我们的合作结束了。”
葛钧口中的“浪浪”变回了“徐浪”。此后，往日搭档每天仍然必须在餐厅、停车场、训练场不断地照面——隔着一堵空气幕墙。这也是徐浪赛车生涯中与历任领航员亲密又充满龃龉的关系的开端。
但是那一天对于徐浪乃至那些在场的年轻人来说仍旧是无比美好的一天。徐浪喝了点酒，晕乎乎的，刚坐回椅子上又被叫上了台。车队里的年轻人在那个晚上体验到的快乐在今天想来难以置信，像漫画书里的庆典，想象中的节日，像只要你愿意，徐浪的神经末梢就能跟你的搭在一起，幸福的电流直接从他的大脑中枢向你源源不断地传送，像别人的成功是你的成功，别人的欢乐是你的欢乐，在场每个愿意感到的人都感到躬逢其盛，见识了不凡的东西。
“我记得太清楚，他穿着车队那个牛津衬衫，上面带车图案的衬衫，黄色的大众的领带，我们还合了影”，当时333的后勤实习生、现在上海天马赛车场经理王笑骄傲地强调他对那场比赛亦有贡献：是他和潘传晶等几个一起实习的同班同学自愿整夜不睡在露天维修区看守赛车，杜绝了车被偷走的可能。“我感到这是属于我们新手的胜利”——他跟徐浪几乎同时进入车队——“几个月前还什么都不是，现在好像未来已经是我们的了”。
韶关赛前王睿已经知道徐浪快，只是没想到会那么快。徐浪的确很有天赋，但王睿也是一名战士。2002年初到2003年底，他们在队内创造出战争的气氛，几乎忘却他人，只渴望在每一条赛道上摧毁自己的队友。
“一个赛段出来，第一句话就问，王睿什么成绩——徐浪这么着也就算了，连王睿也一下来也问，徐浪什么成绩？”
战火绵延不休，作为车队内部的消防队长，朱玮跟网瘾少年的家长一样无力——他还曾尝试给徐浪买武侠小说，希望他看完能领悟绝顶高手都“手中无剑心中有剑”，只有小喽啰才四处砍人——因为那个世界他进不去。事实上连赛道他也进不去。赛车的部分魅力就在这里：车手一旦进到赛道里，就谁也控制不了了。这个天性谨慎的老北京人能做的只有在终点线旁带着大量儿化音祷告，盼望两台车都能完整地回来。
形势更严峻后，老板夏青修改了车队管理制度，把赛段第一名20万、第二名10万的个人奖改成了团队奖：必须车队拿到厂队冠军车手才能获得奖金(否则充公)，以强迫两人降低火气。战争期间徐浪拿到了近十次飞车王，创造了多个赛段的时间纪录，即便如此，直到2004年离开333，他都没有当上一号车手——过于激进的开法使他几乎每年都有一站翻车退赛，而王睿全部完赛。王睿是2002年、2003年、2004年连续三年的CRC N2组年度总冠军，被迫应战时他已经33岁，这位国内序列第一的车手原本无需更快。但在那两年，他的个人赛段成绩出现了继菜鸟期后的又一次快速增长。这是王睿谈不上喜欢却会想念徐浪的原因，对手就是起到这样的意义：让你付出更多努力。(下转第7版) (上接第6版)
浙江省武义县，2002年——比赛结束，车手们又如候鸟四散离去。王睿回到重庆，黎军一回到贵阳，王少峰回到郑州，在那儿他们各有各的产业，多半涉及地产和矿藏，年长的自立门户，年少的帮衬家族。他们是散落在中国不同地域却搭乘上了同一班经济高速列车的孩子，是车窗外急逝的风景般应接不暇的事务，或者说争先恐后往口袋里跳的钱，驱赶着他们步履不停。徐浪也只好回到武义，带着他从车队买的淘汰的减震器和轮胎，一个人跑去山上练车。他对父亲经营的矿山向来兴味索然，对赛车生涯之前那些放浪形骸的日日夜夜态度也变得淡漠了。他倒愿意大家一整年每时每刻都在一起。
很快，经不住徐浪一再热烈地邀请和频率堪比骚扰电话的推销方式，车队决定集体到徐浪家练车。他们惊讶于他可以全年无休地保持对赛车的热情和精力投入。起初他自己租车练习，身份证很快上了租赁公司的黑名单，只好换由二姐夫陈伟达出面，借车自由，还车却必须趁着夜色，抓住租车点两班交接的混乱时刻一举出手，以防喜爱大惊小怪的收车员察觉轮胎的严重磨损和车身剐蹭。徐浪没有骗人，直到2008年浙江大搞“康庄工程”“务必实现条条柏油路通乡村”前，武义的确有最好的砂石路，光线清凉，蜿蜒曲折，竹林郁郁，蝉鸣啾啾，运送赛车的集装卡车捎着整支车队，集结在徐浪家自由奔跑着徐浪妈妈散养的土鸡们的宽敞的院子里。
333全体立刻就见到了徐浪的父亲、母亲、大姐、二姐、二姐夫、小姐姐和他的发小、同学、哥们、邻居。常住与流动人口相加，徐浪家天天有一个小型教堂那么多人。武义话复杂难懂，此起彼伏，使他们初来乍到有如身处外星球。大姐徐芳，短发戴墨镜，武义冬泳协会骨干，每天晨跑20公里，前矿山运输队最快的大货车司机，生孩子当天上午仍全速奔驰在武义-金华送货线上。爸爸徐淑华，个子不高却神气十足，瞧不上生意场上暮气沉沉的同龄人，渴望结交儿子的年轻朋友并享受与他们兄弟相称。妈妈何菊珍不会讲普通话，只是不停地跟车队的每一个人喝酒，平日里她每天喝五六两52度“武义大曲”，开心的时候会多喝一倍。徐浪介绍妈妈品性善良不擅与人相争，最后一次跟村里人吵架是在二十多年前，为了她珍视的财产：一只鸡。那只鸡他妈妈做过记号，却被同村女人赶到了自己家，徐浪妈妈上门讨鸡，大吵一架，威风凛凛携鸡回家。现在她生活安稳，只有极偶尔的生气时刻会骂他爸爸：“你这个猴子！”
徐浪的房间除了天花板吊着林志颖的白色赛鞋——后来为了回报善意，他曾用一对一的篮球盯防战术全程拦住林以严格著名的经纪人(经纪人恐慌地哭了)，让林获得了几年来颇为珍贵的一个自由的下午：去KTV痛痛快快玩了两个小时——还有一张在废弃赛车轮胎上压了玻璃板的自制茶几，一只专门挂赛服的衣柜，一面墙从地面到天花板摆得整整齐齐的印有枚红色女性S曲线广告和花体字“冬瓜减肥茶”的饮料纸箱，和引发了队友更大哄笑声的两小箱“排毒养颜胶囊”。唯一没有杂物的墙被他用来练习倒立(电视上说倒立也帮助减肥)，他的保留表演项目是倒立着用双手绕房间行走一周，同时刚好讲完一个笑话。
早上，冰霜结在草叶上，太阳和桔子一样圆。从山脚蜿蜒到山顶再滑落到另一侧的山谷，总长5公里，是徐浪练车的后树岭。过其中一个长长的U形弯时(6年之后，这个弯就被命名为徐浪弯了)，王笑说他“吓呆了”——他停顿并强调，这么说不是比喻，随即认识到一个真理：开快车比别的事情更需要本能，要么第一次就会，要么一辈子也不会。
年龄会让人做梦。作为一个和徐浪同样年轻的男人，他也在心里不怎么认真地幻想过当赛车手(承认吧，谁不是呢)“《头文字D》不是说了，开到一定程度，我觉得周围的世界变慢了，这就是天赋。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人家有，真有。每个人的速度感知是有天花板的，就是开多快你觉得快，我120以上就感到快，到了180我大脑说，踩，脚就说，不敢。”后树岭之旅帮助他及时修正职业规划，几年后成为行业里最年轻的赛车场经理。
王笑回忆他最喜爱的一次坐徐浪的车，开的是车队的帕萨特，从上海到北京，汽车音响连接徐浪的MP3，放着歌。他们一群人跟着节奏在车里摇、摇、摇，帕萨特的避震器很软，车身于是跟着摇、摇、摇，像船滑行在海浪之中。码表在180和190间摇摆，歌单里有《浪人情歌》，后座上有21岁的王笑和潘传晶(他们毕业留在了车队，已经很熟，徐浪叫他们“笑笑”和“小p”)。过山东时下了大雨，雨刮刮得什么也看不见，码表指针仍然指到140，徐浪把音响拧得更大了，没有人提出异议，每个人都很享受，一辆普通帕萨特被他开得像跑车一样，每次绿灯发车时的感觉都像赛车起跑。他们10个小时到了北京。
每个清晨他们去练车，晚上则在徐浪家大吃大喝。夜幕把窗玻璃变成镜子，他们举杯的身影和窗外准备休息的土鸡们的影子交织在一起。每天都有人勇于向徐浪妈妈举杯挑战，可没见谁成功过。妈妈很开心，前几日他们桌上摆的还是饭店一次性餐具包里那种透明的玻璃杯，不知何时已被悄悄换成大碗。徐浪不能喝酒，和姐姐一起跑运输队时每次喝完酒他就开着大货车去发小王暮强的快餐店里吃一碗韭菜面，使浮起的红肿消褪下去。他也不吃晚餐，只允许自己吃两颗苹果。他只是笑眯眯地看着大家。
到深夜，酒杯空了，兴致却满满的。年轻人们窝进徐浪房间里继续看电视。那个年代深夜电视只爱播“包青天之血海深仇”类题材，隔十几分钟就必须死一个人，然后假惺惺地验很久的尸。王笑、潘传晶他们看得入迷，徐浪却拿被子蒙住头，重复着“过了没，真的过了吗”。他脑袋很大，蒙住得用一大块被子。最后一个尸验完，天也快亮了，他松一口气，又恢复了对世界充满爱的徐浪式笑容。
无论如何，这是徐浪状态最好的时候，顺风顺水，目标总是轻易达成，他常毫不减速，仿佛凭借本能——四年后他在贵州无名车队，队友黎庆洪问如果视线被遮挡，又是急弯，该怎么过，徐浪答“先进去再说”。“你车先进去，别的不要管它”(黎按照指示，翻车了)——好像赛道对他来说只是笔直的隧道，他只需要前进，前进。
泰国站徐浪拿到了N2组第一名，全场所有组别第14名。前边13个人的名字都是他不认识的英文。
对徐浪飒沓如流星的人生来说，更重要的，是他在比赛间隙(像每个游客一样挂着相机和笑容在维修区来回穿梭时)结识了一位德国友人。他并不会讲一句外语(如果HELLO、YES和OK不算的话)，德国大众明锐车队的总经理劳顿·巴赫也不会一句中文，但是徐浪是个交际天才，尤其是有机会在赛车世界中更上层楼时。徐浪只知道两件事，一、POLO时代前王睿拥有的那台他渴慕的120万桑塔纳就是空运到这个德国大众改的；二、这是他的偶像科林·麦克雷的车队。总之，在朱玮带着翻译找到他们之前，就已经看到徐浪和巴赫先生手拉着手一起笑了。这个短暂的会面构成了徐浪离开333的理由。
巴赫邀请徐浪加入德国大众明锐厂队训练，交换条件是333出一部分资金补齐他们第二年跑全年WRC费用的缺口。以诞生中国第一位WRC(世界上所有拉力车手的梦中殿堂)车手为回报，付出一笔中等规模巨款，在目标远大的上海大众333厂队看来是合宜的买卖。他们认为333负有引领中国拉力赛走向国际化的责任。口头承诺愉快地达成了，一个临时决策。巴赫介绍他们车队赛车的马力数据时，“徐浪当时那眼都直了，都发绿光了”，朱玮回忆，王睿就有点儿失落，他非常优秀，可对于加入WRC系统从头开始训练来说已经过了黄金年龄。
德国大众要求徐浪必须先熟练掌握开N组车(WRC规定的参赛车型：基于原厂改装的大马力四驱车)的技术，于是一回到上海徐浪就提出离开333，转会去有大车的厂队。夏青表示了理解——这在今天看来也是难以想象的。他说，“我们也会引进大车的，在那之前，你一定要走，就放你走吧。”
泰国回来，徐浪开始说带着浓重浙江口音的英语了，严格的节食和锻炼也让他比初到333时减掉了二十多斤体重。他的意志力真的可怕。一开始他还问小p她名字里的“p”是不是字母“q”写反了，不久后他就会在朋友问今天吃什么时回答“up to you(你决定)”了(不过这是很长时间里他唯一熟练应用的一句赛车领域外的英文)。他饿着肚子给朋友们精心做晚饭，经常是“武义醋鸡”，然后看着他们吃，并且总是很快乐。他总是很快乐。在六盘水开到别人家屋顶上退赛的时候，第二年同一地点又发动机爆缸的时候，你碰到他，都能在他那张大圆脸上看到笑容。有时候他也沮丧。“这个人的好处是他沮丧一会儿就好了，又开始高兴。”朱玮说。好像他的本能保护着他，使他进入沮丧的迷雾深处后自动恢复希望的感觉，就像第一次代表333就撞车退赛那次一样，他总能接到下一站通知。
泰国的赛道会谈最终没有了后文，朱玮有一次闪烁其词，大意说德国大众换了总经理。而再过一年，徐浪就超过了新车手的报名年龄。也许泰国那个炎热的赛道旁的下午是徐浪一生中最接近梦想的瞬间，那种人生中偶尔会随机发生的拐点般的瞬间，拐过去就拐过去，没有就永远没有。
但是徐浪注定要离开333车队，疾速飞驰向某个让他心醉神迷的所在。虽然他还有很多想法想在333实现，比如超过王睿，拿一次年度总冠军，继续调校车子过弯更完美，学学场地赛，甚至在队里谈一场恋爱，不过有时更重要的是人们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离开，特别是在他的脑子里从冠军到手那一刻起(12个月前)每多呆一天都是为他去WRC奔驰浪费时间的时候。
这是天才起于草莽、横空出世的故事。所有好的东西都自动站在他这边，所有比赛成绩都“一条大阳线往上拉”，顺风顺水，天花板远到看不见。
在后面的故事中，徐浪离开333转会到红河车队，进入不断面对问题、不断动力十足去解决的职业阶段。新富豪阶层开始在赛道上登场，17岁参加比赛的“拉力神童”刘曹东，新西兰长大，百亿身家的地产二代，轻松拿走本属于徐浪的年度总冠军。那些车闪着金钱的光泽，徐浪望尘莫及。他只有全面升级努力，更自律，减肥，健身，学英语，钻研技术，找钱——炒股票，倒卖茶叶，找赞助商，提高一切能提高的参数以保持与刘曹东成绩胶着。同时他开始参加达喀尔拉力赛，与跟他性格相反、怎么都干不掉的超强对手周勇一干再干。
30岁前后，无论金钱、精力、年龄、开车的方式方法上，天花板都越来越近，赌的成分越来越大，面对与外国车手差距可能来自二十岁以前、追无可追的事实，徐浪想了他能想的一切办法。他开始变态级努力，试图All in来博取一次成功：抵押掉房子贷款买进三菱九代赛车，飞到国外比赛，把工程师统统换成外国人，试图以一己之力与国际接轨，搭建出接近WRC标准的职业环境。他与赞许“民族大义”、愿意烧钱让他“高水平、专业地投入到搏杀老外中”的企业家沈鑫等朋友一起组建“无名车队”；说服红河车队老板麻俊昆跟他一起豪赌，放弃拉力赛，孤注一掷投入2000万参加2008年达喀尔，徐浪承诺冲进前10名，“冲到前10，明年的日子就好过了”——比赛当天，因为基地组织突然在赛段中枪杀四名游客，第30届达喀尔“就地取消”。豪赌失败。徐浪不能接受失败，为了继续开那台裸车租金360万的科林·麦克雷同款钢管车，他违约转投对手车队，参加作为达喀尔替代赛的穿越东方拉力赛，十年前的今天，2008年6月17日，在赛道上死去。
从最开始作为天才随随便便横空出世，赢得毫不费力，到后来努力到令人惊奇，再到后来动作变形，求则求不得，求不得继续求，在“求”中表现出的不顾一切的、罕见的热情，这是徐浪的故事。
在职业生涯全程，徐浪都狂热地想开得更快，可时代限制使他不可能开到他想的那么快——他只是中国转型期的一个车手，开上赛车时的年龄、没有接受过系统训练、自身条件、财力背景，包括整个国家赛车业初级的发展水平都说明着这个愿望难以实现。然而，在那个元气淋漓的时代里，有那么多人都在做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愿意把注意力投向现实之外的地方。徐浪是其中一员。
如今回顾，起于草莽，动力十足，不得不赌，也是中国民营经济走过的三个阶段。这一代赛车手们多数来自民营经济第一拨富二代，他们是1949年以来中国出现的第一拨有条件用一种江湖儿女式的、非常放肆的方式度过青春的人。所有年轻人都喜欢开快车，这是一定的，但只有他们真的开上了。
这不是徐浪一个人的故事，是许多人的故事。一个美好的、生命力满溢却令人伤感的故事。伤感不只在于徐浪的去世，还在于故事中的每个人都喜欢这个人，在于人们清楚地知道，这个人和这样的故事都不会再出现了。徐浪的人生中始终憧憬着一个绿光，就是我要开上最好的车，参加并赢得最好的比赛，去WRC，去达喀尔，去过一个非常大的关，他相信一旦过去，赛车生涯就会柳暗花明。这就是他所看见的，踮起脚伸长手，直到生命最后一秒一直在追寻的绿光。某种程度上绿光原本就是不存在的，知其不可为而强为之。然而十年过去，在故事的最后，追寻绿光的人反而变成了别人的小小的绿光。
十年以后，沈鑫说，细的东西都不记得了，一些感觉还会剩下。徐浪把鸡煲汤，用鸡汤煮米饭给大家吃，“你尝一下沈哥”。沈鑫说，那意思等于“你夸我一下沈哥”，徐浪很喜欢别人夸他。夸了他，他还送你一桶普洱茶——一桶有12饼，一饼大概够喝半年——意思是，“你再夸我一下沈哥”。老板们在生意场上赢了得到的是成就感，但那个时候不一样，那个时候是快乐。陪沈鑫见客户时，徐浪总湿淋淋地在桑拿池里表演后空翻。这些看上去生命力几近消亡的矿老板，擅长开会的僵尸，也纷纷冻鱼解冻般，跟着徐浪在泳池扑腾起来，动辄发出那种自己都没怎么见过的放声大笑。许多人希望将这一面隐藏起来，面对徐浪，他们重新学会了释放。
2007年11月11日，徐浪拿到了从刘曹东手里夺回的国内车手年度总冠军，那天是徐浪的生日。香槟酒被不断地端出来，车队预定了蛋糕，赛车宝贝们穿着冬日里最少的衣服，盛况堪比2001年他第一次夺冠的那个晚上。他喜欢的人几乎全在现场，父亲带来了同事、亲戚、邻居，浩浩荡荡四五十人，他把妈妈请上台，妈妈流了眼泪。那之后他最后一次回到武义，张罗武义办拉力赛和建赛车场的事，他梦想有一天赛车对武义来说能像电影对好莱坞那么重要。
人们以为是一个时代的日子往往短暂得不可思议。马拉科夫到奥斯克第73.28公里处，2008年6月17日——滂沱大雨从凌晨就开始下了。中午时分，徐浪着急地从车里下来帮忙推他的新队友——帕拉丁队请的一位安哥拉籍外援车手——陷在泥中的赛车，那台车挡住了他的路。他两只脚站在一滩水里，又一次摘掉了头盔。
2014年周勇在达喀尔赛段中被卡车撞击，赛车几乎当场报废，他承受了8个G的离心力，双眼充血，耳石脱落，一只眼睛暂时性失明。回程飞机上，他用模糊的视力在机载屏幕上看了电影《极速风流》，嚎啕大哭。“说的就是我们俩的故事，我们俩浓缩的一个过程”。那部电影里，F1车手尼基·劳达谈起对手詹姆斯·亨特说，“人们总把我们当成对手，但他是我喜欢的少数人之一，我所尊重的更少数人之一，他依然是我唯一嫉妒的人” ——每一个字都是他想跟徐浪说的话。麻俊昆也说，后来他全部理解了，为什么徐浪敢跟他违反合同，“他就是太喜欢那台车了”。在里斯本试车那天，徐浪问他，老大，你坐在旁边，刚才我们跑这一趟，是不是感觉和开拉力赛车一样灵活？他记得徐浪的满足与喜悦，“他说老大你看，飞得那么高，落地，没有任何感觉啊。”
2015年，周勇突破持续十年的达喀尔19名怪圈，跑到了第13名。赛车圈的反应是，“你看周勇都13名了，徐浪那年没取消的话一定进前10。”去世多年以后，人们仍然在两人中偏心着徐浪。那种创伤感在谈到徐浪时仍然强烈地存在着。而333车队经理朱玮也还在说，如果高15厘米，或者低15厘米，他将走回维修站。
转行成为车手的朋友陈薄宇经常在徐浪博客里给他写信：“现今的中国状况非常糟糕，普遍缺乏诚信……你和东东经常在上面一起飙车吧。你去世后，2009年韩寒赢了他，2010年输给了他。”
刘曹东的脸轮廓柔和，很白净，自从17岁参加拉力赛之后就年轻气盛，迟迟没有成熟的迹象，即便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也仍被称为“拉力神童”，在徐浪离开三年后也因一场意外过世，时年26岁。
CRC武义站举办了几年，又因为缺乏赞助取消了。举办期间，每个车手开到SS3赛段接近终点2公里处都默契地漂移一下。他们以此纪念飞车王。那个U型的长回头弯被命名为“徐浪弯”。
F1车手塞纳说：“在赛车里飞驰的时候，和所有正常人一样，我不想伤害自己。作为一个车手，你可能会在某个瞬间从这个世界上永远地消失，生命随时可能终结，扪心自问，这一切究竟值得吗？是否还继续下去？继续到何年何时？我不止一次这样追问自己。可是每一次只要略加思索，答案对我来说就非常明了：迈出第一步时，我就知道这一切；而今天，我一如既往这样认为。在我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就体现在面对危险的态度中。”
(作者系第四届“人民文学新人奖”获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