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明达
1978年10月，历经了28年的军旅生活后，我转业了，经分配来到武义机引犁耙厂任党委主要负责人。当时的农机行业十分萧条，各厂倒闭的倒闭、合并的合并、转产的转产。武义机引犁耙厂同样处于长期亏损的状态，员工工资发放都已成了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机引犁耙厂位于柳城畲族镇，当时厂里共有160多名员工，其中30多名来自武义县城和宁波，眼看厂子经营不下去了，距离家里又远，大家都想申请调离。人心不稳定，如何能发展？为此，我和员工进行了沟通，了解大家所忧所虑、所思所想，经过一番谈话，大家也暂时放下了调离的念头。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提出把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无疑给当时岌岌可危的犁耙厂打了一剂强心针。乘此东风，我们开始实行内部整顿，首先配好班子和骨干队伍，特别是要求厂里的40多名党员发挥好带头模范作用。其次，严肃厂规厂纪，制定一系列奖惩措施，迟到早退要罚，产品不合格要罚，所有罚出来的钱在年终时作为奖金平均发给大家，根据平时表现，年终评先进，给予一定奖励。通过落实奖惩制度进一步增强员工的责任感，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改革开放第一步是什么？是思想解放。犁耙厂为什么长期亏损？是因为大家眼光局限在了武义县内，卖多少算多少，然而县里犁耙需求小，销量上不去，自然无法盈利。因此，我组织人员前往外县、外省进行推销，立马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后来更是联合永康拖拉机厂将产品销往了泰国。第二年，犁耙厂实现扭亏，大家都按时拿到了工资。年底每人还拿到5元奖金，加上平时处罚出来的钱，每人能分到30多元，这些钱相当于当时的一个月工资。第三年，大家干劲十足，在全厂员工的努力下实现盈利15万元，武义机引犁耙厂成为了金华地区农机行业的佼佼者。
1981年，我被委以重任，调派到武义有机化工厂任党委书记。“让有机化工厂扭亏为盈！”这是当时的县领导交给我的任务。“保证3年内实现扭亏为盈目标！”我在县领导面前立下了军令状，彼时该厂已经连续10年亏损，共亏损了几百万元。来到厂里后，我立即召开座谈会，打算先摸清底数。座谈会后我发现该厂存在三个问题：组织不健全、职工思想混乱、产品不对路。会后我立刻选出了2名副厂长，同时每个生产车间配备好主任和书记，每个生产小组选好组长。随后召开全厂职工大会，会场上拉起“鼓足干劲群策群力为扭亏为盈打好翻身胜仗”的横幅，鼓舞员工信心。
1981年还是改革开放初期，当时正处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时期。1981年11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其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计划经济逐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而当时在计划经济为主时期的有机化工厂，主要生产烧碱和氯化石蜡等产品，烧碱年产量只有1000吨，没有什么利润，还造成严重的亏损。氯化石蜡生产一吨能赚300多元，但省拨氯化石蜡原料却只有30吨。由于指标有限，氯化石蜡生产小组只有一个。要想扭亏为盈，必须提高氯化石蜡产量。为此，我派出3个小组前往北京、南京、湖北等地购买原材料，并实行奖励制度，购买原材料越多，奖励越高。最终，3个小组陆陆续续购买回几百吨原材料，我也将原有的1个生产小组扩大至3个，第二年马上实现盈利30多万元，每个人都分到了10元奖金。此时，时任兰溪味精厂副厂长的金德水因厂里急需烧碱来武义有机化工厂找到了我，提出由他提供资金扩建武义有机化工厂烧碱生产线，由年产1000吨扩建至5000吨。当时县政府对合资联营持谨慎态度，并不十分支持，但我认为这对于有机化工厂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遇。认真思考后，我决定和兰溪味精厂合资联营，有机化工厂成为武义第一家合资联营企业。1987年有机化工厂盈利600多万元，成为我县利润最高、纳税最多的企业。当时的县长任兴钧对我竖起大拇指说，你这个转业干部胆子大，干劲足，了不起。
1994年1月，我退休了，退休以后一直担任县经济商务局学习小组组长和第一党支部书记。退休后也曾受一些企业高薪聘请担任顾问或书记，为企业在现场管理、技术改造、政策解读方面提供指导和帮助，但为了当好经商局学习小组组长，我都婉言拒绝了。在我看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企业的发展环境也在不断优化。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40年的光辉岁月，40年间，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中国企业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而我也从不惑之年走向耄耋之年，愿往后的日子踩着细碎的光阴，伴着祖国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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