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国仙
依法治县
“自从村里有了村务联席参议会,一下子拉近了我们这些外来人员跟本地人的距离,沟通顺畅了,关系密切了。这与我十几年前刚到武义办厂时相比,变化实在是大……”日前,界首村务联席参议会成员、来自永康的企业主周某,对我县村务联席参议会这一全市首创的基层村务治理模式作出了高度评价。
今年8月,白洋街道界首社区成立村务联席参议会,包括9名“新武义人”在内的22名成员构成的“参议会”似一匹“小马”,顺顺畅畅拉动了外来人口集聚、管理压力艰巨的园区村这辆“大车”。我县又为基层村务治理贡献了一个全新有效的新模式。
平安!平安!郡县治,天下安。
展开改革开放40年画卷,点点浓墨重彩,饱蘸心血汗水。40年来,我县政法部门真抓实干,奋发有为,干事创业,加强基层法治机构建设,倾力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武义样本,创新“电商式”普法模式和警企村联防机制,连续13年获得平安县称号,做好平安法制建设,成为平安武义建设的中流砥柱,为打造平安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再立新功、再创辉煌!
连续13年获得平安县称号
2017年3月31日,浙江省委、省政府颁发了首批“平安金鼎”,武义县作为全省第一批连续12年达到平安建设标准的市、县(市、区)之一,与杭州市上城区等46个县(市、区)以及嘉兴、舟山和丽水3个设区市共同获得了这一殊荣。
截至2017年底,我县已连续13年达到平安县建设标准。如何能连续13年获得平安县称号,这背后到底有哪些秘诀?
近年来,我县紧扣“生态发展、绿色崛起”工作主线,务实创新,精准发力,社会治理持续深化,平安建设深入开展。通过健全基层平安网络、创新流动人口管理方式、成立基层调解组织等多种途径,为人民群众编织了一张放心的平安大网。
秘诀一:
2015年,我县抽调平安创建成员单位26名分管领导组成督查组,每季度开展一次平安建设明察暗访。492名政法干警,担任全县561个村(社区)平安建设指导员,以入户走访等形式,听民意、查实情、解难题,打通政法干警服务基层的“最后一公里”;每个行政村、社区都设立了2至3名平安建设专管员,负责进村入户平安宣传、平安巡防等工作;发展平安志愿者一万余人,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平安大巡防。
秘诀二:
随着“平安浙江”APP的推广应用,这张平安大网与平安建设信息系统实现了深度融合,在发现基层矛盾、安全隐患、提供民生服务等方面有了更加高效的表现。
“有市民通过‘平安浙江’APP爆料,称西溪华庭小区、下街店面存在消防和食品安全隐患。我马上前往现场核实,并依托平安建设信息系统将问题流转到消防大队和市场监管局,得到及时解决。”县综治办工作人员说道,这起案件的处置速度获得爆料市民的点赞。这些年来,通过“平安浙江”APP收到各类爆料信息9040件,其中流转4400件,回复4640件,办结率100%。
秘诀三:
我县引导各行各业成立基层调解组织,通过行业联动、部门联动,不断完善多元化调解体系,提高矛盾化解的专业化水平。
桐琴镇是我县的一个工业重镇,这里有5所学校,近6000名学生,校园矛盾时有发生。为推进“平安校园”创建,2010年,桐琴镇成立了校园矛盾纠纷第三方协调委员会,尝试引入第三方调解机制化解校园纠纷。一旦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发生矛盾纠纷,当事人可自愿向调委会提出申请,调委会将会同教育部门开展调解工作。目前,该镇已通过第三方调解机制成功化解校园纠纷12起。
茭道镇商会成立人民调解委员会,指派一名专职调解员调解涉企纠纷。
秘诀四:
“桐琴派出所发布的新一期电信诈骗警情通报,大家都打开来看看,提高一下安全防范意识。 ”在某企业微信群里,桐琴派出所民警发了这样一条消息,并推送了新一期的电信诈骗警情通报链接。
“谢谢警官,我马上发给员工学习……”企业主们纷纷回应。
近年来,我县工业经济迅猛发展,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流动人口群体既是我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影响我县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由于外来人口成分复杂,一些出租房和经营场所成为违法犯罪的藏身落脚点和治安问题滋生繁衍地,治安问题日益复杂。
在复杂的治安形势下,2006年,我县第一个警务室——县公安局白洋派出所牛背金警务室成立了。
牛背金警务室是一家由牛背金工业区内22家企业提供资金、县公安局提供警力的警务室,辖区内有5个行政村,55家企业,暂住人口近1万人,是本地居民的3倍。警务室设立后,辖区内失窃案明显减少。警务室与村联防队、企业安保部门联合,开展小区化防范,使得位于牛背金工业区内的治安重灾区——牛背金村和下陈村的治安状况明显好转。
浙江新力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桂荣是警务室的“投资方”之一,对于警务室,他颇为满意:“以前我和几个在牛背金创业的老板一起吃饭,聊起来就是丢东西、丢钱,员工打架之类的事。现在好了,我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听说厂里或者附近村里东西被偷的事了。”
牛背金警务室的成功创办,在武川大地引发了蝴蝶效应,各工业园区所在的派出所纷纷成立警务室。像桐琴派出所辖区,共有警务室5个,基本将辖区内企业的保安力量、周边村的治保力量、派出所的专职巡防力量整合起来,并借助警犬和视频监控,对辖区工业园区实现了24小时的全天候巡逻防控。工业区及周边村的刑事、治安案件发案数明显下降,其中涉企案件下降幅度较大,特别是涉企的盗窃工业原材料和撬盗保险箱案件。
“武义实施警、企、村警务联防机制,充分实现了‘警力有限,民力无穷’的治安理念,效果很好。武义已成为全省警务机制创新的典范。”2013年11月,时任省委常委、省公安厅长刘力伟在桐琴警务室调研时,对我县创新警务机制、依靠群众开展公安工作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
而后,省公安厅在深入调研我县警务室建设工作和各地警务机制创新的基础上,制定关于加强公安基层基础工作建设的意见作为省公安厅党委2014年1号文件下发。
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武义样本
20世纪60年代初,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而后成为全国政法战线一个脍炙人口的典型。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是枫桥经验的精髓之一。近年来,我县以“枫桥经验”为引领,以“共融共建共享”为目标,全力构建多元化大调解平台,首创村务联席会议机制,融入更多“后陈经验”元素,切实做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倾力打造了新时代“枫桥经验”武义样本。
“青苗费按照征用算,村里征用的是两亩面积;按照赔偿算,只计算目前已经破坏的面积……通过调解解决,给付金钱可以及时履行,不能及时履行也可以到法院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拿到的裁定书跟法院判决一样,同样可以申请强制执行,比在法院走一遍诉讼流程省时省力……”日前,在王宅镇某调解现场,调解员一遍遍地跟当事人解释。
2017年下半年,王宅派出所作为试点单位,整合三个工作片、四个平台、两所一庭的力量,形成调解强大合力,畅通司法调解、治安调解与人民调解以及调解途径与司法途径之间的渠道,建立完善律师调解、特邀调解、现场调解及人民团体参与的人民调解机制,构建“大调解+大平台、大排查、大服务、大普法”模式。
“大调解+”机制明确网格、村、镇每个层级的人员构成、工作职责和工作流程。分层递进指根据矛盾纠纷的难易程度,调解力量逐层增强,网格级调解的是巡查过程中发现的简易口头纠纷(不用制作调解协议);村级调解的是上级指派的、网格上报的、当事人双方主动申请的简易纠纷;镇级调解的是疑难的或经基层人民调解组织调解未达成调解协议的纠纷。由镇调处中心对矛盾纠纷进行评估和分流,矛盾纠纷可以由较高层级往较低层级下交,也可以由较低层级往较高层级上报。多元互动指镇调处中心可以从有利于调解的角度出发,将矛盾纠纷在成员单位之间进行流转,或统筹成员单位共同参与某件纠纷的调解,做到能调尽调,千方百计实现“大事不出镇”。
今年1至9月,我县司法所律师调解29起,人民调解42起;派出所调解治安案件52起,人民调解124起;法官助理庭前调解、化解79起,占所有调撤案件的63.7%。
惯于思变求新的武义人在构建“枫桥式”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体系中的智慧创新,为新时代“枫桥经验”又新添了内容,让人民调解的武义样板真正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在打造“善治”政府进程中散发着经久不息的活力。
白洋派出所民警徐乐是界首村的管辖民警,每周三是他固定下村的日子。这天,徐乐与村务联席参议会成员们一起认真讨论着如何加强出租房消防安全的问题。
白洋派出所辖区街道23个园区村,常年居住外来人口多达5万余人,外来人口数倍甚至十倍于本村人口。外来人口集聚,带来的是环境卫生管理、社会综合治安管理、出租房消防安全管理等难题。
白洋派出所积极探索和实践“枫桥经验”,联合街道党工委积极作为,对园区村基层治理模式进行了新的探索与尝试,在界首村、叶棋村、下厅前村三个园区村试行成立社区村务联席参议会机构,由村党支部牵头,经村民代表会议推选8-20名长期在本村居住且有较高威信、热心公益的新居民以及部分来武创业的企业负责人、党员、企业优秀员工等作为“新武义人”代表,和村两委成员、村配套组织成员、责任区民警组成联席参议会,共同参与村务管理、村庄建设、出租房管理、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法治宣传等基层治理工作。
企业主陈某也是界首村联席参议会的成员之一,他说:“参议会的成立就像是一座桥梁,给了外来员工说话的机会,这让我们有一种归属感,感觉像是一家人,心里确实舒坦。”
探索“电商式”普法模式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普法工作是其先导性工作。从1986年“一五”普法到现在的“六五”普法,我国的普法工作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这些年来,我县几代普法人花了不少力气宣传法律知识,传播法治文化,拓展普法范围,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追求效率和效用的今天,转变职能,打破“大锅饭”式的普法思路,变政府“端菜”到群众“点菜”,制定符合普法受众个性化需求的普法服务,是普法工作的一个方向。县司法局在这方面做了积极的尝试,探索出了一条“电商式”普法的普法道路。
什么是“电商式”普法?县司法局运用“互联网+”理念,将政府部门提供的法律服务整合为“电商式服务菜单”,制作了涵盖机关单位、校园、村(居)、企业、重点工程等5大类200余项课程的“普法商品”,通过微信、微博、普法网等平台实时进行推送。同时挑选100余名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人民调解员等,组建“电商式”普法讲师团队伍。根据单位、企业、学校下单预约和散客人群“团购式”报名情况,安排授课人员上门授课,真正实现普法主体与对象间的“供需平衡”。目前通过电话、网络预约下单,已开展普法宣讲1000多场次,参与听课人数达10万多人次。
“以前夜学请讲师比较麻烦,级别高的不好请,业务精的不好找,我们没内容听只能连续读文件,‘电商式’普法为我们提供了方便的点课新选择,为它点赞。”某乡镇领导曾在一次成功送课后这样说。
基层法治机构
建设出新招
在2016年的“城西块拆迁”以及“三改一拆”等政府项目建设中,我县法制机构和法律专家对合同拟定、公示公告、听证会议等环节进行全面把控,保障法制机构全程参与县政府重点项目工程。我县严格落实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有效提升了政府公信力。
法治政府建设作为贯穿政府工作的主线,需要不断完善工作机制,规范行政行为,才能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有效促进全县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而基层法治细胞创建犹如一个个独具魅力的景点,构成我县依法治县的亮丽景区。以法为则,尚法而治,依法而为。基层法治机构建设的新举措让武义呈现依法治县新气象。
2016年,我县调整充实乡镇(街道)政府法律顾问队伍,落实政府部门聘请法律顾问制度,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在行政决策和规范性文件审查、行政复议、行政应诉等环节的作用。县政府聘用法学教授、律师共5人为政府法律顾问,人员分布在省市县三级。
2017年,我县编委下文在全县18个乡镇(街道)和温泉度假区设立法制办公室,在党政综合办公室挂牌,法制办主任由党政办公室主任兼任,县政府法制办负责业务指导。在乡镇(街道)设立法治机构的这一创新举措为我市首例,不仅解决了乡镇(街道)政府法制工作缺位、县级法制工作向下延伸困难、乡镇法制工作者缺少发展空间等问题,调动了多方的积极性,而且在推动乡镇(街道)政府科学民主决策、依法行政、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推进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7年8月,县人民政府、县法院和县检察院联合召开了府院联席会议。府院联席会议的召开为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府院共同努力,互相配合,为我县法治政府建设作出了新的贡献。
(本版部分图片由徐文荣、张建成等提供)
改革开放大事记
1992年
1月,公安部授予胡洪言一级英模、王火木二级英模称号。
1997年
县看守所被公安部评定为“一级看守所”。
2012年
我县警方破获了系列性盗掘南宋、元代等时期墓葬案件,共抓获17名涉嫌盗掘古墓葬及贩卖文物的犯罪嫌疑人,成功追回了包括国家一级珍贵文物——南宋徐谓礼文书在内的57件文物,这是浙江省近年来破获的最大一起系列性盗掘墓葬案件。
2014年
县看守所被重新评定为“全国一级看守所。
2015年
我县被评为市级社会管理综合治理优秀县(市、区)。
1月1日,桐琴司法所被省厅命名为“省四星级规范化司法所”。
11月18日,王宅镇要巨二村、履坦镇履三村、桐琴镇水韩上村、泉溪镇项店村、熟溪街道大坤头村被命名表彰为2015年度市级“民主法治村(社区)”。
2016年
我县被评为年度金华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县。
6月,“武义普法”微信公众号被评为全省司法行政新闻和网络宣传工作成绩突出单位。
2017年
6月,“武义普法”微信公众号被评为浙江政法微信排行榜司法行政2016年度十强。
全县完成2个国家级、2个省级民主法治村亮牌提升工作,成功创建2个市级民主法治村,1个市级法治文化示范点;壶山街道上端头村顺利通过全国民主法治村考核并公示。